打我記事起,家族中的親人們就有堅持聚在一起過年的傳統,父輩們常常會說起他們“那個時候”的故事,我們圍坐在旁邊,被這些“段子”逗得仰面大笑,一年年過去,段子越來越老,聽段子的人越來越少。而如今,作為子輩的我們散落在五湖四海,連聚在一起過年都已是難事,父輩們維繫了一生的過年傳統不得不逐漸瓦解。
  本報記者張祥長沙報道
  六爺窩在那張寬大柔軟的沙發里,慢條斯理地說:“我們那個時候……”
  他要講一個關於過年的段子,內容是四爺、五爺和六爺小時候,偷拿他們父親一塊錢,去城裡看大戲、吃年糕,錢花光後,回到家挨了一頓好打。
  六爺是我的父親,在家族裡他排行老六。這個家族中,從二爺到七爺,每個人都有無數個“我們那個時候”的段子。過年時我們圍在煙熏火燎的柴盆邊聽段子,笑得眼淚雙流。
  想必,今年唯一在老家——常德德山經開區樟木橋過年的四爺,也會和我的父親一樣,忍不住講那些講過無數遍的段子——只是再也沒有那麼多聽眾了。
  “那個時候,幺爸過年前釀了一缸甜酒”
  煙熏火燎的烤火盆旁,父輩們聚在一起說“我們那個時候”的段子
  兒時,一到臘月,我所在的村子就熱鬧起來了。殺豬的屠夫騎自行車馱著鐵鉤、鐵刀往各個村攬殺豬的活兒。孩子們用買來的花炮炸牛糞、炸茅坑,如果曬在屋外的豬頭沒人照看,小孩把花炮塞進豬嘴裡,“啪”的一聲,滿村飄散硫磺味。
  這個時候,家族中的父輩們開始講段子。他們一般會以“我們那個時候……”開頭,“那個時候”,並不特指某個時候,可以是他小時候,也可以是我們小時候。“那個時候”,樟木橋還不是居委會,是個有林有溪的小村,德山還不是經濟開發區,是個只有一趟公交車路過的山鄉,“那個時候”,過年不只是放假和旅游,族人們定要聚在一起“熱鬧”一番。
  除夕的年飯不是夜飯,而是早飯。凌晨4點多起來,“大腳板”(指男人)做飯,女人睡到飯熟。等各家吃完早飯,父輩們都會準備鞭炮、香燭和稻草,到祖墳地里上墳。只要他們聚在一起,好笑的段子就能脫口而出。我有次玩火柴,不小心燒了祖墳上一撮草,五爺說:“燒了爺爺老倌子的頭髮,看你怎麼得了!”我又驚又怕,把稻草垛往墳頭上扔,五爺又說:“嗯,給爺爺戴頂帽子也要得。”眾人大笑。五爺說,敬祖在心,所以不忌諱開祖先的玩笑。
  上完墳就往五爺家走,他們撿一些爛樹根燒起來,和幾個叔伯圍坐一圈講段子。看到甜酒,父親對我說:“我們那個時候,你們幺爸(我的姑媽)過年前釀了一缸甜酒,聞起來好香,但不許我們揭蓋子。有一天幺爸出門,我們玩一會兒就跑進來揭開蓋子聞:‘好香好香!’一天聞了十幾道,幾天后,你幺爸回來,發現甜酒全酸了。哈哈哈哈!”
  四爺和五爺放聲大笑。五爺點一根煙,我父親又說:“我們那個時候,在河堤上挑土,休息時有個人抽煙,另一個人以為那個人要遞煙給他,就伸出兩個指頭,擺一個‘八’字,結果那個人自己抽起來了。伸手的人好尷尬,怕別人笑他,順口就說:‘今天集鎮上的肉漲價好狠,八塊錢一斤。’”
  除夕之後,一大家子人每天都一起吃飯,父輩們輪流講段子。人多時,堂屋裡擺兩桌,廚房裡還要擺一桌。男人們坐著喝酒,女人們站著吃飯。段子在飯桌上一個接一個,每次有新鮮的段子,也有聽過很多遍的,但只要是段子,大家就會笑。
  那時的年味,就是這個味。
  “全國各地都有我們張家的人”
  子輩們離開老家到外地謀生,父輩們也跟著子輩離開,散在異地長居或短住
  父輩們的段子很吸引人,但時光不會停下來聽。
  當四爺有一天喝水時發現一半臉沒了知覺,當五爺的頭髮全部變白,當六爺看書要戴上老花眼鏡,當最年輕的七爺也開始染黑頭髮,我們發現,父輩們都老了。
  隨著父輩們老去,我的家鄉——這個叫樟木橋的村子,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中期,挖掘機從村口的大路開進來,挖掉菜園和山林,填平水庫和魚塘。水泥路修到村裡,公交車從家門口過。小時候我聽大人們說,德山鎮變成“經濟開發區”,以後我們都是城裡人。
  於是,四爺、五爺、我父親、七爺,都對子女反覆說:“不讀書,以後連田都沒得種。”這不是嚇唬我們,現在,父輩們世代勞作的田地真的沒有了,變成大馬路、火車站、廠房和居民樓。
  一些變化天翻地覆,一些變化悄無聲息。
  某一年的除夕,四爺和五爺家鞭炮依舊早早炸響,但煙熏火燎的烤火盆旁,沒有看到他們的兒子——他們各自去了北京和廣州,過年沒有回家。我問五爺,堂哥為什麼不回來過年,五爺還是張口就講段子:“他賺的錢太多了,一麻袋裝不下,坐客車要買貨票,乾脆不回來了。”
  從2002年開始,包括我在內的子輩,因上大學或外出工作,都離開老家,跑到北京、珠海、廣州、南京、長沙生活。四爺總是對村裡人說:“全國各地都有我們張家的人。”
  最近10年,幾乎每年,烤火盆邊都會有人缺席。子輩離開了,父輩也跟著子輩的腳步而離開,在異地或短住,或長居。
  2011年,我遠在廣州的姐姐懷孕了,母親暫時搬過去同住,父親留在老家。母親每日孤身在姐姐家,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就坐在窗口閑看,默數從天上飛過的飛機,半年後竟清晰記得每架起降的航班。直到外婆去世,母親才回來,因長久孤單,變得面黃肌瘦。可以想見,其他隨孩子離家的父輩,也怕是在這種孤單中度日。
  我最近一次在老家過年已是3年前,那時我跟著五爺去祖墳地,祖墳地早已不在原來的山林地——遷到火車貨運站旁了,它緊靠一面圍牆,牆外堆著鋼筋和煤渣。我站在這一小塊黃土坡上,放眼望去四周全是吊車、鐵軌、倉庫和高樓。放完鞭炮,五爺又對祖先開玩笑:“你們睡在這裡,好熱鬧啊。”
  “我是真的想回去”
  幾通拜年電話打完,散在各地過年的父輩們沒說一個段子
  最近幾年,二爺和三爺相繼去世,住得離我們很遠的大伯也走了,講段子的人越來越少。
  去年農曆臘月二十八,父親和母親坐車到長沙來過年,他們說,在老家過年的只有四爺一家人了,“三媽(三爺的遺孀)去了桃源,五爺一家在北京,幺幺(七爺)一家在珠海。”
  三爺去世後,三媽的身體越來越不好,就跟著女兒女婿在外地過年。五爺的兒子在北京定居,如今兒媳懷有身孕,五爺和五媽已過去照顧。七爺兩個女兒都已結婚生子,他們一家聚在珠海。
  家不同,年也不再是以前的年。臘月開始,小孩不能說“死”字。新衣服留到除夕和初一再穿。除夕一定要吃青菜。初一清早孫輩要給祖輩送茶葉蛋拜年,說吉利話……這些與過年有關的習俗,也不再堅持。
  大年初一早上,我撥通在老家過年四爺的電話,給他拜年,四爺問我:“長沙可以放鞭炮嗎?”我說可以,四爺說:“我們這裡沒多少人放鞭炮了。”往年的除夕夜,鞭炮染紅半邊天,如今村裡人少了,放鞭炮的人自然就少。
  去祖墳地上墳的,恐怕只有四爺一家人了。
  我又撥通五爺的電話,他高興地說“新年好啊”,但我們明顯不習慣隔著聽筒說話的感覺,愣愣地互道新年好後掛了電話。我又給七爺打電話,電話里聽得出他們一家也很熱鬧,七爺讓剛學會說話的小外孫女給我說恭喜發財,小女孩熱情地叫我舅舅,但我其實從沒見過這個孩子。
  幾通電話打完,四爺、五爺和七爺都沒有說出一個段子。這個年,沒有我記憶中的那個年味兒。
  父親在長沙過年的這幾天,每天坐在寬大柔軟的沙發上,要麼戴著老花鏡看小說,要麼開著電視打瞌睡,總覺得過年無趣。晚上,他和我們聊天,若有話題令他感興趣,他會抓住機會,慢條斯理地說:“我們那個時候……”他要講一個關於過年的段子,內容是四爺、五爺和他小時候,偷拿他們父親一塊錢,去城裡看大戲、吃年糕,錢花光後,回到家挨了一頓好打。姐姐聽後說:“這個故事不知道說多少次了。”父親咂咂嘴,更覺無趣。
  大年初六(2月5日)晚上,父親決定再過兩天就回家。聊過幾句後我才知道,去年的大年初六,他和母親打算瞞著我偷偷坐汽車回老家,“我是真的想回去。”
  想必父親回去也不會覺得有趣,段子還是段子,但講段子的人不在,聽段子的人也沒有回來——連那個煙熏火燎的烤火盆都不知哪兒去了。
  (原標題:家族的年:講段子的老去,聽段子的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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