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az

　　打我記事起，家族中的親人們就有堅持聚在一起過年的傳統，父輩們常常會說起他們“那個時候”的故事，我們圍坐在旁邊，被這些“段子”逗得仰面大笑，一年年過去，段子越來越老，聽段子的人越來越少。而如今，作為子輩的我們散落在五湖四海，連聚在一起過年都已是難事，父輩們維繫了一生的過年傳統不得不逐漸瓦解。
　　本報記者張祥長沙報道
　　六爺窩在那張寬大柔軟的沙發里，慢條斯理地說：“我們那個時候……”
　　他要講一個關於過年的段子，內容是四爺、五爺和六爺小時候，偷拿他們父親一塊錢，去城裡看大戲、吃年糕，錢花光後，回到家挨了一頓好打。
　　六爺是我的父親，在家族裡他排行老六。這個家族中，從二爺到七爺，每個人都有無數個“我們那個時候”的段子。過年時我們圍在煙熏火燎的柴盆邊聽段子，笑得眼淚雙流。
　　想必，今年唯一在老家——常德德山經開區樟木橋過年的四爺，也會和我的父親一樣，忍不住講那些講過無數遍的段子——只是再也沒有那麼多聽眾了。
　　“那個時候，幺爸過年前釀了一缸甜酒”
　　煙熏火燎的烤火盆旁，父輩們聚在一起說“我們那個時候”的段子
　　兒時，一到臘月，我所在的村子就熱鬧起來了。殺豬的屠夫騎自行車馱著鐵鉤、鐵刀往各個村攬殺豬的活兒。孩子們用買來的花炮炸牛糞、炸茅坑，如果曬在屋外的豬頭沒人照看，小孩把花炮塞進豬嘴裡，“啪”的一聲，滿村飄散硫磺味。
　　這個時候，家族中的父輩們開始講段子。他們一般會以“我們那個時候……”開頭，“那個時候”，並不特指某個時候，可以是他小時候，也可以是我們小時候。“那個時候”，樟木橋還不是居委會，是個有林有溪的小村，德山還不是經濟開發區，是個只有一趟公交車路過的山鄉，“那個時候”，過年不只是放假和旅游，族人們定要聚在一起“熱鬧”一番。
　　除夕的年飯不是夜飯，而是早飯。凌晨4點多起來，“大腳板”（指男人）做飯，女人睡到飯熟。等各家吃完早飯，父輩們都會準備鞭炮、香燭和稻草，到祖墳地里上墳。只要他們聚在一起，好笑的段子就能脫口而出。我有次玩火柴，不小心燒了祖墳上一撮草，五爺說：“燒了爺爺老倌子的頭髮，看你怎麼得了！”我又驚又怕，把稻草垛往墳頭上扔，五爺又說：“嗯，給爺爺戴頂帽子也要得。”眾人大笑。五爺說，敬祖在心，所以不忌諱開祖先的玩笑。
　　上完墳就往五爺家走，他們撿一些爛樹根燒起來，和幾個叔伯圍坐一圈講段子。看到甜酒，父親對我說：“我們那個時候，你們幺爸（我的姑媽）過年前釀了一缸甜酒，聞起來好香，但不許我們揭蓋子。有一天幺爸出門，我們玩一會兒就跑進來揭開蓋子聞：‘好香好香！’一天聞了十幾道，幾天后，你幺爸回來，發現甜酒全酸了。哈哈哈哈！”
　　四爺和五爺放聲大笑。五爺點一根煙，我父親又說：“我們那個時候，在河堤上挑土，休息時有個人抽煙，另一個人以為那個人要遞煙給他，就伸出兩個指頭，擺一個‘八’字，結果那個人自己抽起來了。伸手的人好尷尬，怕別人笑他，順口就說：‘今天集鎮上的肉漲價好狠，八塊錢一斤。’”
　　除夕之後，一大家子人每天都一起吃飯，父輩們輪流講段子。人多時，堂屋裡擺兩桌，廚房裡還要擺一桌。男人們坐著喝酒，女人們站著吃飯。段子在飯桌上一個接一個，每次有新鮮的段子，也有聽過很多遍的，但只要是段子，大家就會笑。
　　那時的年味，就是這個味。
　　“全國各地都有我們張家的人”
　　子輩們離開老家到外地謀生，父輩們也跟著子輩離開，散在異地長居或短住
　　父輩們的段子很吸引人，但時光不會停下來聽。
　　當四爺有一天喝水時發現一半臉沒了知覺，當五爺的頭髮全部變白，當六爺看書要戴上老花眼鏡，當最年輕的七爺也開始染黑頭髮，我們發現，父輩們都老了。
　　隨著父輩們老去，我的家鄉——這個叫樟木橋的村子，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中期，挖掘機從村口的大路開進來，挖掉菜園和山林，填平水庫和魚塘。水泥路修到村裡，公交車從家門口過。小時候我聽大人們說，德山鎮變成“經濟開發區”，以後我們都是城裡人。
　　於是，四爺、五爺、我父親、七爺，都對子女反覆說：“不讀書，以後連田都沒得種。”這不是嚇唬我們，現在，父輩們世代勞作的田地真的沒有了，變成大馬路、火車站、廠房和居民樓。
　　一些變化天翻地覆，一些變化悄無聲息。
　　某一年的除夕，四爺和五爺家鞭炮依舊早早炸響，但煙熏火燎的烤火盆旁，沒有看到他們的兒子——他們各自去了北京和廣州，過年沒有回家。我問五爺，堂哥為什麼不回來過年，五爺還是張口就講段子：“他賺的錢太多了，一麻袋裝不下，坐客車要買貨票，乾脆不回來了。”
　　從2002年開始，包括我在內的子輩，因上大學或外出工作，都離開老家，跑到北京、珠海、廣州、南京、長沙生活。四爺總是對村裡人說：“全國各地都有我們張家的人。”
　　最近10年，幾乎每年，烤火盆邊都會有人缺席。子輩離開了，父輩也跟著子輩的腳步而離開，在異地或短住，或長居。
　　2011年，我遠在廣州的姐姐懷孕了，母親暫時搬過去同住，父親留在老家。母親每日孤身在姐姐家，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就坐在窗口閑看，默數從天上飛過的飛機，半年後竟清晰記得每架起降的航班。直到外婆去世，母親才回來，因長久孤單，變得面黃肌瘦。可以想見，其他隨孩子離家的父輩，也怕是在這種孤單中度日。
　　我最近一次在老家過年已是3年前，那時我跟著五爺去祖墳地，祖墳地早已不在原來的山林地——遷到火車貨運站旁了，它緊靠一面圍牆，牆外堆著鋼筋和煤渣。我站在這一小塊黃土坡上，放眼望去四周全是吊車、鐵軌、倉庫和高樓。放完鞭炮，五爺又對祖先開玩笑：“你們睡在這裡，好熱鬧啊。”
　　“我是真的想回去”
　　幾通拜年電話打完，散在各地過年的父輩們沒說一個段子
　　最近幾年，二爺和三爺相繼去世，住得離我們很遠的大伯也走了，講段子的人越來越少。
　　去年農曆臘月二十八，父親和母親坐車到長沙來過年，他們說，在老家過年的只有四爺一家人了，“三媽（三爺的遺孀）去了桃源，五爺一家在北京，幺幺（七爺）一家在珠海。”
　　三爺去世後，三媽的身體越來越不好，就跟著女兒女婿在外地過年。五爺的兒子在北京定居，如今兒媳懷有身孕，五爺和五媽已過去照顧。七爺兩個女兒都已結婚生子，他們一家聚在珠海。
　　家不同，年也不再是以前的年。臘月開始，小孩不能說“死”字。新衣服留到除夕和初一再穿。除夕一定要吃青菜。初一清早孫輩要給祖輩送茶葉蛋拜年，說吉利話……這些與過年有關的習俗，也不再堅持。
　　大年初一早上，我撥通在老家過年四爺的電話，給他拜年，四爺問我：“長沙可以放鞭炮嗎？”我說可以，四爺說：“我們這裡沒多少人放鞭炮了。”往年的除夕夜，鞭炮染紅半邊天，如今村裡人少了，放鞭炮的人自然就少。
　　去祖墳地上墳的，恐怕只有四爺一家人了。
　　我又撥通五爺的電話，他高興地說“新年好啊”，但我們明顯不習慣隔著聽筒說話的感覺，愣愣地互道新年好後掛了電話。我又給七爺打電話，電話里聽得出他們一家也很熱鬧，七爺讓剛學會說話的小外孫女給我說恭喜發財，小女孩熱情地叫我舅舅，但我其實從沒見過這個孩子。
　　幾通電話打完，四爺、五爺和七爺都沒有說出一個段子。這個年，沒有我記憶中的那個年味兒。
　　父親在長沙過年的這幾天，每天坐在寬大柔軟的沙發上，要麼戴著老花鏡看小說，要麼開著電視打瞌睡，總覺得過年無趣。晚上，他和我們聊天，若有話題令他感興趣，他會抓住機會，慢條斯理地說：“我們那個時候……”他要講一個關於過年的段子，內容是四爺、五爺和他小時候，偷拿他們父親一塊錢，去城裡看大戲、吃年糕，錢花光後，回到家挨了一頓好打。姐姐聽後說：“這個故事不知道說多少次了。”父親咂咂嘴，更覺無趣。
　　大年初六（2月5日）晚上，父親決定再過兩天就回家。聊過幾句後我才知道，去年的大年初六，他和母親打算瞞著我偷偷坐汽車回老家，“我是真的想回去。”
　　想必父親回去也不會覺得有趣，段子還是段子，但講段子的人不在，聽段子的人也沒有回來——連那個煙熏火燎的烤火盆都不知哪兒去了。
　　（原標題：家族的年：講段子的老去，聽段子的沒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