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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饕 餮
　　● 王 鋒
　　饕餮是中國古代人文主義者以傳說之法塑造的一種貪吃婪喝的巨獸，貪得無厭。《左傳·文公十八年》：“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春秋左氏經傳集解》：“貪財為餮，貪食為饕。”饕餮又鑄造於銅器的邊緣上，曰饕餮紋，有警示意義，目的在於提醒人約吃束喝。《呂氏春秋·先識》：“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
　　饕餮是因需產生的，人們既需要它無約無束的放縱，又需要它循回漸進的剋制，通過“二元對立”的“度”的把握產生第三個世界，通過二元對立論不斷分裂整飭的無所不在的、推陳出新的、吐故納新的藝術觀念，它暗喻著進退維谷的綜合矛盾。借這個矛盾，我寫過一首近千行的長詩：《建設饕餮》，暗喻在社會變革中，我詩歌發生髮展的倫理方向以及變化出新的結果，闡述三個詩學觀點：存在與虛無、繼承與批判、毀滅與創新，這些二元對立的內核依靠饕餮來裝載和表現。
　　每個人都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節奏里形成了朴素又普通的生活動機和思想動機，詩人由於受“探幽入微”或“無微不至”的頑症影響，鬼使神差地進入一種心手雙暢物我兩忘的境界，使他漸漸偏離了大眾動機的範疇，進入了無動機的寫作境界。所謂的無動機境界，就是有別於實業家建築家腳踏實地地使一個實體或一座城市在人們的眼裡拔地而起的境界。兩個境界，一個是可視性的“存在”，另一個是非可視性的“虛無”。人們在實業家建築家建設的社會裡以衣食住行的動機“存在”著，而詩人由於他基因里固有的特異之維所致，往往越過了衣食住行的普通動機，在沉思、懷疑、反詰、理想、想象、冥想、夢境、幻覺和錯覺中構建的社會形態以非可視性的“虛無”存在著。在“存在”與“虛無”之間，詩人必須先是一個可視社會的“存在”者，而後才能是另一個非可視性社會的“虛無”者，使“存在”與“虛無”統籌兼顧地依靠“詩”的聯繫活下來：無動機其實是另一種動機；“存在”存在著，並不意味著“虛無”的不存在，它恰是可視性“存在”中的存在，就像“虛無”並不全是非可視性的“存在”一樣，“虛無”也是可視性“存在”中的存在。“存在與虛無”的意義是指詩人的社會上的生存狀態以及詩人和詩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詩人以詩的生活哲理活下來，詩人將社會上的事物變化和運動以詩來表現，詩人隱身在詩品中。詩是藝術之塔尖，詩是文學之精魂，極少數詩人的艱苦勞動才能擔負這樣的形式(塔尖)和內容(精魂)。由於詩的深奧和深遂抑或玄妙和玄解的本身特性所致，詩失去了普遍的公眾性社會性和閱讀性，這種由於詩內部造成的失利是可以忍受的，而外部原因造成的失利，令人費解；內外兩種使詩失利的原因雜揉在一團，使人難以辨別造成詩失利的最直接原因。詩在中國沒有形成一種由內部力量所固若金湯的建築，任何一種中外流派於中國的引進和發生都在意識形態領域引起了軒然大波，他們好像特別反對詩人以詩之維貫通哲學在這個社會上的高屋建瓴，《理想國》、《烏托邦》、《新大西島》和《太陽城》不是拔地而起嗎?那是在西方而非東方。詩的獨立精神和魅力還沒有輻射出來，眾多的為詩而立的獎項不是靠詩本身的力量奪取，而是以家族勢力、紐帶關係和商業炒作；個別的刊物還以詩道恪守，維繫著詩的脆弱生態，發表詩作的情形如同大漠之中的零點綠洲，隨時都有成為“荒原”的可能，多數刊物視詩為“異教徒”而我行我素地改成了綜合類刊物，大有解脫“替罪羊”的揚眉吐氣，興高采烈地直面金錢而去，美名其曰為面向市場經濟。這是因為在高度文明的“後工業”社會裡，科學在日益闡明事物內部規律的同時，一些為闡明科學規律而立說論證的實驗工具和技術，在為科學盡忠孝義之後，以善良的心意被推廣到了大眾社會，成為人們從事經貿活動的得力幫手；一部分人以相同的經貿公式，以高密度的金錢打造“球星”、“歌星”和“劇星”，刺激了文化，令文化以消費的功能自娛於大眾社會，終飽私囊的諸星在金錢的浸淫里成為“消費文化”出售的商品，文化喪失了真善美，從道德的高臺上跌落下來；缺乏明辨能力的大眾以不變應萬變的生活理由，隨波逐流，失去了“自我”的純潔和崇高，社會成為一個以自娛文化為中心的消費廣場。作為詩人的另一類文化工作者，處境尷尬，一部分詩人，束手無策，嚴重失語，擱筆入流；一部分不甘沉淪的詩人，以半失語狀面對社會奮力抗爭，或以嫉俗憤世而歌哭笑罵，或以眼高手低而顧影自伶，或以昨日黃花而論證潮流，或以江郎才盡而居傲不下，或以假情偽意而嬌揉造作，或以游戲文墨而標榜前衛……種種形情，完全沒有從詩的內部因素出發，而停在詩的外部形式上，妄圖以形式之變而應複雜多義的社會和格調萬象的人生，寫出來的詩作顯出荒涼、陰冷、刁酸、倦怠、沮喪、嬌逸、虛弱，從根本上脫離了社會生活，偽飾了健康人生、逃逸了歷史使命、削弱了時代潮流、冥化了詩歌精神，成為名符其實的“垮掉的一代”；還有一部分詩人以“生活的真相”對待生活，以詩人的浪漫胸襟對客觀世界容納和裝載，通過一個能“消化橡皮、煤、鈾，和眾多的月亮和詩”的客觀主觀世界，向新構成的第三個世界輸送營養，調理生存狀態，破壞舊的思維框架，以新的生活哲理迎接挑戰。艱澀的哲理從詩人思想內部誕生，在詩人外部顯出恍惚或迷茫的神情，這都是內部思想運動時在詩人生理上的表象，白日夢和錯覺是職業病或者是寄生蟲，合情合理，但它不是詩人的精神和心理的實象，這些由於沉思而導致的生理表象，在但丁、莎士比亞、葉芝、普希金、尼采、凡高、畢加索、馬爾克斯和艾略特身上都能見到，關鍵性問題在於他們的心理實象屬於上述那第三個世界里的問題，就是終身都在越躍或終身都難以越躍的問題：繼承與批判。他們都超越了，於是開了一代先河，成新思潮的濫觴。沒有經過的便永遠地沉睡在了歷史的寂寞里，為他的思想打了休止符號。
　　繼承與批判是在第三個世界里的詩人利用哲學的手術刀從傳統和歷史身上打開的一條活路。這是一個先驗的、理性不能解決的、意志不能轉移的要塞。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意”是線性連續的，而詩的成果卻是非線性的顯示。比如說《詩經》並不是所編年代的“詩意”所在，而可能是先於編撰年代三兩千年的“詩意”；唐詩，並不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繁榮高峰，而是基於秦漢晉魏的“詩意”壘結成巔；四大名著也不例外，它是社會變革中轉變了形式的詩意的居住地。如果我們僅看到《詩經》，唐詩、四大名著的本身而不追蹤到它的生活基地和時代背景里去，我們就偏離了它發生髮展的龍脈，失去了對傳統的準確性把握，也就無實以繼承的純粹。中國古代詩人橫看成嶺豎瞧成峰，真正獨領峰巔之高的詩人而非李杜白，是蘇東坡，他雄視秦漢唐宋，馳騁於雲波詭譎的文化壙野，背斷元明清三朝之崖，赤壁懷古，乘大江東去之勢，隨千里共嬋娟之願，他崇高的文化人格，使後人望崖興嘆，廢書而慕；《沁園春·雪》的作者也是一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大詩人，他的文韜武略、個人抱負和精神氣象盡在像“井田”一樣的有限格律中，發射出無限的光芒。在上一個世紀的一百年裡，剛剛以古典詩詞為根基以歐美詩歌為枝葉中國新詩的命運伴著眾多的國內外戰爭起起伏伏，新詩成為與硬兵器併列的軟武器，這一時期的新詩雖然有社會生活和健康的人生依托，但大多數詩由於理性與感性的失調，情感過剩，手法平庸，是中國詩壇上最早的假大空模式。世界詩歌發展的代表趨勢與中國國情的發展大致是這樣的：1911年，比利時詩人梅特林克聲蜚世界時，中國正處在推翻清朝建立中華民國的當口；1923年，英國詩人葉芝奪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即將爆發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1948年，英國詩人艾略特威懾歐美詩壇時，中國剛結束了抗日戰爭正在進行舉世聞名的三大戰役；1958年，前蘇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奪得諾貝爾獎時，中國進行反右鬥爭，中華詩壇萬馬齊喑，噤若寒蟬；1963年，希腊詩人塞菲裡斯在臺上作諾貝爾文學演講發言時，中國大地開始了人比黃花瘦的三年自然災害；1971年，智利詩人聶魯達獲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處於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中國詩人又一次遭到滅頂之災；1979年，希腊詩人埃里蒂斯名噪西方詩壇時，中國剛剛結束了史無前列的文化大革命，進入萬眾歡騰的改革開放時代。無論探索的道路多麼艱難險阻，中國詩人從未停止過索變求新的步伐：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胡適開始著眼於西方意象主義的“芻議”；李金髮從法國詩壇帶來了“朦朧微雨”，與胡適等人的白話詩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風格；三十年代，聞一多和徐志摩的“新月派”以西方唯美主義的轉嫁與戴望舒、施蟄存、徐遲、馮至等人崇尚的象徵主義構合，形成了中國詩歌“現代主義”的最初群落；四十年代，穆旦和袁可嘉的“九葉派”，以其不同反響的風格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基礎上，加快了“現代主義”詩歌在中國的發展速度；直到北島、顧城、舒婷、韓東、歐陽江河、王家新、徐敬亞、楊煉和江河的崛起，中國新詩才有了一個在世界“現代主義”中的合法位置，他們是這個位置里的饕餮，雖然，他們的詩以“朦朧詩”定性，恰恰說明他們在中西文化結合上的成功，詩朦朧得已分不清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了，他們磨砥了中西方詩在外形上的限界，他們是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衝破禁錮的另一種先驅，他們的探索，啟開了歷史通向當代的大門，為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鋪設了一座寬闊的立交橋；直到世界“後現代主義”詩潮對中國新詩的又一次影響，中國新詩在更高程度和更深刻反思條件下，仍然利用哲學的手術刀，“再批判與再繼承”，在傳統與進步之間，擔負了歷史的使命。正如伽達默爾所說的一樣：“傳統並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樣現成的東西，而是我們把它生產出來的，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並且參與在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進一步規定了傳統。”這無疑把“繼承與批判”的歷史使命和新詩創作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但傳統不等於歷史，但傳統里有歷史感，“歷史感和詩互為補充，一個提示我們生活其間的那個大迷，另一個提示我們製造的那個小謎；歷史在變得渺小掙扎著，詩在日益壯大，閃閃發光”，羅伯特·潘·沃倫的睿智之言，也從哲學角度提出了歷史的使命和繼承與批判的力量，我們以新觀念新思維新方法面對傳統，傳統便閃開了一條“閃閃發光”的詩路，令我們義無反顧地走下去。於是，中國詩人在深厚的傳統文化中，通過對希伯萊和《聖經》文化的透視，通過對歐美現代主義詩歌的共解共溶，夯實了中國新詩的未來之路，通過揉合、吞吐、揚棄、陣痛、分裂和整飭，新詩產生著新的景觀：它告別了傳統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老態龍鐘，以意象主義、象徵主義、未來主義、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生龍活虎的形態，成為具有廣闊的思想空間、健全的人格魅力、多變的詩意指向和善良的詩歌良心的獨立體系。在同一個人類中的不同的生存環境和文化環境中，在中國新詩的發育背景下，通過“繼承與批判”，我的詩歌發生髮展的倫理方向。我認為它是科學的。
　　科學的倫理方向必然會有科學的結果。艾略特說：“假如不從別國的詩作里尋找補充來營養文藝，可以想象，無論哪一國家語言的詩，都會自然衰弱，走進滅亡。”他的獨闢蹊徑，是重大的毀滅和反叛中的血路。拼殺中求變，在變中奪取最大的創作自由，在自由中反思和反叛：毀滅與創新。詩人是偶象的砸碎者，砸碎眾多的偶象才能標新立異。艾略特在歐美詩壇獨領風騷一百年，不因為他是以格林威治時間誕生在美國又定居在英國的詩人，而是他利用簡潔清雅的玄學派詩風橫掃了統治在當時英美詩壇上的無病而吟的濫情風雅派詩風；並以成熟的思想投放《荒原》，象徵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崩潰；他把神話和經典著作的精神提純出來，關照社會生活和人生，成功地刻划了精神空虛、碌碌無為的被戰爭扭曲的現實生活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普魯弗洛克，一個“好似病人麻醉在手術臺上”的普遍人的縮影；他大膽嘗試的《四個四重奏》，是他歷史觀、人生觀、美學觀、宗教觀的載體，他就是英美詩壇上的饕餮，在今天高度發達的社會裡，艾略特離我們遠去了，但是他的饕餮精神卻激勵著我們，在這位現代主義者的背後，又誕生了名叫後現代主義的饕餮，後現代主義在文學(詩歌、小說、戲劇)領域中的代表人物有W·K·威廉斯、查爾斯·奧爾森、約翰·巴恩、T·品飲、K·馮內庫特、大衛·安亭、F·納博科夫、加西亞·馬爾克斯和D·巴特姆等，他們藉以現代主義的發展勁頭，對現代主義的精神內核進行了撕裂和重構：使生命意義和文本意義同時消失；使消費意識滲透自然和人類意識；使高雅藝術與通俗藝術的對立失效。這一反文化、反文學、反美學的新的審美文化傾向，深刻地規範著人類的心理機制和行為模式，以這種新的精神內核為文化打上了“複製、消費和直觀”的代碼。搬出他們並不是謀圖超越艾略特，而是說明又有人“不同於艾略特了”，不同是表象的，這個表象告訴我們“不同”可能是等同或超越或低下，只有深入內層方可知道結果。他們與艾略特就像是太陽與月亮永遠沒法糾纏清楚。艾略特是意象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完美結合，在敘述性描寫方面稍顯脆弱，我們是否以反意象、反暗喻、反美學和反超現實的寫作，加強敘述性描寫，使深埋在歷史中的日常事物和平凡人物，浮出塵面，使我們永遠都能感到正在進行時的歷史，恰是我們經歷的社會生活和社會人生。換句話說，艾略特登峰造極的部分，恰是我們當成缺點揚棄的，而開拓創新部分是他的脆弱之處和尚未涉足之處，把他的缺點當作我們的優點發揚光大，從中得到個性。既保護艾略特個性的獨一無二性，又開創了自我個性的獨一無二性。艾略特的重心定在“現代主義”上，其實，他對“後現代主義”的產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歷史作用。世界範圍內的“後現代主義”流派繽紛多彩；中國上個世紀的“後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新死亡派”和“非非主義”，都是順應世界詩歌發展的一種思潮，應該有一定的歷史位置，它們也是一種饕餮，有一定的哲學依據和詩歌奧源。社會已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我們不應再以保守(僅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眼光去看待這些詩歌的先行者和探索者，它們的存在意義和藝術價值不應以政治眼光去衡量評判，我相信這不是異端。謝冕說：“歷史經歷了彎曲終於回到了原先的起點上來，如今再談文學個人性已不再是異端。以往那種被意識形態強行遮蔽的個性終於在文學中得到實現。”其實，詩的最大功能應該歸屬於個性的表現，這個“表現”也只有通過“毀滅與創新”的過程才能實現。西部中國是我生長的母土，也是我詩歌的搖籃。傅查新昌和賀海濤說我在《建設饕餮》中的表現也就是對上代西部詩人經驗的反叛、理性的反叛和意志反叛，最終反叛整個西部不合時代的文化定勢。介於這以上的表現，劉岸說我是一個純粹的詩人。介於純粹的表象，聽聽陳超是怎麼說的：“血液和骨頭決定了你的詩。你可以詛咒靈魂，但你就是不能蔑視它，你可以活下來作為一個詩人的理由，只能在寫作中對生命純粹的最內在本質展示。能不能這樣說，詩人對純粹的意義幾乎跟人類對食物的意義一樣重要?”我不以在“毀滅和創新”之間脫穎而出的饕餮為涅般木，但我以饕餮為純粹，雖然純粹不能拯救世界，卻可以拯救我自己，令我更純粹地做個詩人。是古典主義詩人還是現代主義詩人抑或是後現代主義詩人，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詩人的純粹參與實踐到這條以饕餮為參照的道路上去。《塔克拉瑪乾的心旅》和《亡神》這兩本書已露出端倪或鋒芒。
　　這是我對“饕餮”的真實說論。詩不能寫的太真，但詩人一定要真。WTO的勃興，對於中國經濟的交通和影響是暫時的，是瞬間的，而對中國文化和詩的交通卻是長遠的，幾千年的中國文化是存放在世界文化高地上的一孔深淵，它將藉以從高處流向低處的勢能，一瀉千里，滋潤著需要營養的世界性文學。詩人任重道遠!抄路易斯·辛普森的詩以寄托饕餮：
　　不管它是什麼，它必須有
　　一個胃能消化
　　橡膠、煤、鈾，和眾多的月亮和詩
　　好像鯊魚，它體內裝著一隻鞋子
　　它必須游許多里，穿過沙漠
　　發出幾乎是人類的喊叫聲
　　王 鋒
　　2000年12月1日 於新疆烏魯木齊天山博格達峰下
　　《論饕餮》摘自王鋒長詩卷《塔克拉瑪乾的心旅（饕餮集五捲本，2003年1月新華出版社第一版）》中的自序　　（原標題：論饕餮）